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，安徽凤阳的小岗村，在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，18位农民聚集起来，进行一次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商议。他们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，桌上则摆着一张字迹歪歪扭扭的契约，上面写着：分田到户，自己收成；如果有人因此受惩罚，其他人将照顾他的孩子到十八岁。随着十八枚鲜红的手印在纸上落下，这一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这不是一场浪漫的历史叙事，而是被严酷生活逼到绝境的人们的一次赌博。就在那一年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年收入不足六十二元；这一数额，在当今一线城市的地铁月票中都显得微不足道。而在全国超过六成的农民家庭中，很多人一年里甚至都凑不齐一套新衣服。谈及生活水平，似乎只有两个字可言：苦熬。

这里我想先列出几个数据，以反驳“改革开放未惠及民众”的说法。1978年，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7美元；预计到2025年，这一数字将达到近14000美元，翻了整整一百多倍。1978年，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.6平方米，几乎可以用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的空间来形容；而到2020年，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增至36.52平方米。世界银行专门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，中国使近八亿人摆脱了贫困，称之为“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行动”。八亿人，这并非数字游戏，而是八亿个温饱家庭、八亿双走出了贫困的年轻脚步。

自那个按下手印的年份起，已过去四十八年。小岗村的领军者严俊昌，2024年依然在家度过晚年，享年八十有余，而他的兄长严宏昌也依旧坚守那片土地。尽管这对兄弟并未发家致富，甚至连“富裕户”都称不上，但他们撕开了那层阻碍的窗纸，促成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出台，开创了中国农村的松绑。再说年广久，这位生于1940年、来自安徽怀远的被称作“傻子”的人。这个称号并非因为他愚笨，而是因为他在称重时总是多给顾客几分，赢得了众人的笑声和再次的光顾。1980年代初，这位连字都读不全的老人借助一个炒锅和一双灵巧的手，积攒了一百万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他成为了少数“百万元户”，然而，随之而来的麻烦也接踵而至。因为雇佣了超过七名工人，他曾三次入狱。关于“傻子瓜子”的存续问题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关注。最终的决定是简朴的——先放一放，看一看。正是这一“看”，为中国的民营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天空。 谈球吧

年广久于2023年1月11日辞世，享年82岁。他的生意早已交给孩子们经营，晚年时他悠闲地坐在阳光下，抽着烟，像所有普通的老人那样。他一生读书不多，没什么高深的哲理，仅仅是目光坚定、动手能力强。如此一个“傻子”却为无数的小商小贩、小餐馆老板和小工厂老板打开了一道门。回溯至今天，若在便利店买瓶水，我们都应感恩于他那一锅当年的瓜子。

讲述了这些人物后，我想阐明我的观点。首先，“改革让少数人获利”的看法，实则是对事实的曲解。它将“极少数人变得极其富有”这一情况与“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到改善”混淆在一起。这是两码事。尽管富豪榜上只有几百人，但从农村自来水的普及到县城高铁的开通，从老年人刷卡搭公交到打工族能点一份外卖——这些细小的日常改善，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体验。生活是否改善？看看厨房里的冰箱、客厅里的电视、口袋里的手机，答案就不言自明。

其次，我发现那些在网上高声疾呼“改革开放只让少数人得利”的，往往并不是最基层的百姓。真正的普通人忙于送孩子上学、偿还房贷、陪伴老人看病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每天的幸福生活。反倒是一些人，常常抱怨未能抓住机会而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时代，或是一些天生的“抬杠者”，总是聚焦于缺陷而对改善视而不见。还有一些人则沉浸于消极的斗争哲学，只想让他人相信：奋斗无用，干脆躺平。 谈球吧

第三，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型，都不可能是“人人同步、齐头并进”的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，起步铃声响起后，跑得最快的几个人无疑会领先冲出起点。这难道能因此说这场比赛“只让少数人得利”吗？后面的跑者同样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，尽管差距存在，甚至可能在扩大，但整体的进步却是任何公正的视角无法否认的。

第四，关于富人的财富是否都来源于合法途径的问题，确实值得关注，但也潜藏误区。因为这将“存在贪腐”的事实与“富人皆贪”混为一谈。近年来，国家在反腐和追赃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，打老虎与打苍蝇的决心也不容小觑。而那些凭借勇气、眼光和辛勤劳动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们，他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努力并非白费，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拼搏、敢于尝试，就有翻身的可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公平。

最后，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是，某些人标榜“公平”，其实是在贩卖绝望：既然我无法赚到比别人多的财富，那么就应该让所有人都停止努力。正是在这样扭曲的逻辑中，只有通过集体的无望，才能获得个人的某种安慰。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在无形中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，而这与公正和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。 谈球吧